《電影筆記》阿黎․佛爾曼 (Ari Folman) 的專訪,由厄堅尼歐․亨吉 (Eugenio Renzi) 跟艾黎爾․史懷哲 (Ariel Schweitzer) 發問。

 

電影筆記》:要怎麼定義《和巴席爾跳華爾滋》這部片呢?

佛爾曼:不該是由我來定義它。在坎城的時候,大家說這部片是動畫式的紀錄片。在以色列,我將本片報名以色列電影學院影片競賽,報名的單元是「劇情片」。我希望這部片至少能夠為各個類型的定義增加更多的彈性,為擴張每一個類型的邊界作出一些貢獻。



(譯者周星星說明:原先故意漏譯一段,至今才補譯完。請先閱讀上面的上篇,再閱讀本篇,全套就是完整版。別的地方,都還是漏譯一段的未完整版。)

 


《電影筆記》:從什麼角度看,這會是一部很自傳的影片?您個人的記憶以及以色列這個國家的集體記憶,彼此之間是什麼關係?

佛爾曼:整部片全部都是我的自傳。它的出發點是一件很特別的事件:當我四十歲的時候,我決定轉換人生跑道,因為不想再因為當備役軍人再執行我的兵役。所以,我跑去看軍醫的心理醫生,跟他談論我以前的軍事生活。很自然地,我首先會提到黎巴嫩戰爭,然後,這時我才瞭解到我是把這整個戰爭經驗全翻過來又再複習一遍,畢竟這二十二年來我從未跟人談過這些事。於是,我決定要找找我以前連上的伙伴,而且我在他們那兒也發現到一模一樣的事(譯註:指從不談論這場戰爭但又一下子把往事重新翻出來)。這並非真的是失憶症,其實比較像是跟我們的日常生活相當不同的一個主題;或許在經歷過這種創傷之後,這才是能夠讓我們回到正常生活的方法。這種重翻往事的現象,其實也就是以色列的集體歷史的一部分:在「大浩劫」(la Shoah) 之後,而且經過了這麼多年,我們一直避免再談論集中營的事,就好像這件事是個禁忌一樣。 (譯註:『大浩劫』(Shoah) 是希伯來文,專門指德國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屠殺尤太人這場大浩劫。)



《電影筆記》:在一九八○年代跟一九九○年代拍攝的關於黎巴嫩戰爭的以色列影片,像是哈伊姆․布札格洛 (Haim Bouzaglo) 的《櫻桃的季節》(La Saison des cerises, 1991)、艾朗․黎克里斯 (Eran Riklis) 的《世界盃冠軍賽》(Cup Final, 1991),跟你們的比較新的談同一場黎巴嫩戰爭的影片,像是您的這一部片以及約瑟夫․席達 (Joseph Cedar) 的《前陷風暴》(Beaufort, 2007),兩代之間有些什麼差別?

佛爾曼:一九八○到一九九○年代拍的影片,是直接跟立即地針對那場戰爭以及介入的政治力加以控訴。當今的影片,觸及的比較是戰爭後的創傷這一面,以及戰爭帶給阿兵哥的心理衝擊。這主題是要讓時間層面成為必要,我們才能全套地衡量這個主題。

此外,黎巴嫩戰爭是以色列主導的第一場並非是防禦性的戰爭。這是我的國家第一次計畫好要突擊侵佔鄰國的戰爭。照這樣看,打從一開始,這場紛爭已經引起很多軍人抱持疑慮,質疑這戰爭的政治道義跟道德道義何在;尤其,在薩布拉 (Sabra) 跟夏提拉 (Chatila) 這兩地的屠殺之後,這樣的疑慮更加明顯。所以,這就是其中的一個理由視黎巴嫩戰爭是一件造成創傷的事件,不單獨指身為獨立個體的阿兵哥們,也是對以色列這一個國家造成集體的創傷。

 

《電影筆記》:有哪些戰爭片,讓您覺得印象很深刻?

佛爾曼:我最主要是被那些「真正」參加過戰爭的導演(例如山姆․富勒 (Samuel Fuller))拍過的戰爭片影響很多,這些片被一種解除迷思的視見 (vision) 浸透,而非把戰爭英雄化起來。這些導演用日常生活來表現出戰爭:等待,無聊,體力上的支出,疲憊,汗水,混亂一片。我一直有個感覺,那些沒參加過戰爭的導演,柯波拉 (F.F. Coppola) 也是,都被戰爭的奇觀迷惑住了,他們真有點愛上他們自己拍出來的影像。我是盡可能要避開這種戰爭的「很光榮的」影像。此外,我也受一些我年輕的時候看過的影片(一九七○年代)啟發,這些影片有的時候是以一種很喜劇的方式來處理戰爭的荒謬性,以及戰爭比較超現實的面向,跟戰爭的瘋狂:這些影片大致是《外科醫生》(M.A.S.H.)、《二十二支隊》(Catch-22)、《第五號屠宰場》(Abattoir 5)。

 

《電影筆記》:您對二○○六年第二次發生的黎巴嫩戰爭,是持什麼態度?

佛爾曼:我反對這次的戰爭,我認為這次的戰爭完完全全沒理由被證明是正當,根本就是荒謬的、不道德的。當時我真有「好像曾經見過」的感覺:那些城市、小村莊,全都是我曾經參加過的第一次黎巴嫩戰爭的發生地;當我發覺我們什麼教訓都沒有從中學到時,我整個人都軟了:我們正在重犯一九八二年一模一樣的過錯。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,就是抗議,並且在巴黎正在舉辦阿拉伯電影雙年展的時候,跟著一些以色列導演簽署和黎巴嫩人民團結在一起的聲明;後來這件事在以色列引起規模非常大的公眾辯論。

 

《電影筆記》:您對目前以色列電影的當前處境有何看法?

佛爾曼:以色列電影從未像現在這麼好過。電視頻道給一些年輕導演一直都在工作的機會,為目前的繁榮貢獻非常非常大。我老師他們那一輩,曾經是以色列電影一九六○到一九八○年代的主力,但後來之所以失敗,是因為這些導演找不到足夠的資金來拍片,他們在十年內最多只能拍到一部或兩部劇情長片而已。近年來從以色列境內的電影學校畢業、新冒出來的新導演,能夠因為幫國立無線電視台或有線電視頻道拍攝一些戲劇作品──有的時候拍出來的品質還非常不錯──而獲取不少拍片經驗。然後,當他們開始拍起電影,他們就已經先具備了一些成熟度,這能夠從他們的場面調度的品質反映出來。以色列演員他們也是藉由電視才大量地學習到很多東西。我能夠向你們很肯定這些事,因為我自己就是來自電視圈,是電視造就了我。

 

《電影筆記》:您是否想要再繼續拍一些動畫影片?

佛爾曼:會,我非常想再拍動畫片。目前,我正在改編波蘭作家史坦尼斯拉夫․萊姆 (Stanislaw Lem) 的科幻小說《未來學全會》(Le Congré de Futurologie),要將之拍成動畫。(原註:該作者寫過《索拉力星》(Solaris),先是塔可夫斯基 (Tarkovski) 改編成電影,再來是索德柏 (S. Soderbergh) 再改編一次。)這是一九七一年的小說,描寫未來的世界將完全被精神化學藥物所控制的故事……這實在是不怎麼有預言性質的視見 (vision)。我的改編,是設定一位過時的電影女明星當作女主角。這部片將會是一個寓意,講第七藝術的前一個世界是怎麼樣下墜衰落的。

 



訪談於二○○八年五月二十號在坎城進行,由厄堅尼歐․亨吉 (Eugenio Renzi) 跟艾黎爾․史懷哲 (Ariel Schweitzer) 發問。《電影筆記》第六三五期(二○○八年六月號)第 29-30 頁。



英翻法:艾黎爾․史懷哲 (Ariel Schweitzer)
法翻中:周星星

 

文章轉載自:cinema-critique 周星星電影評論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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